漳州某村村民老陈辛苦栽种十余年的蓝花楹突然被挖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省高院法官深入一线实地调查、居中调解。拿到赔偿金后，老陈走出了阴影，重新拾起养殖生意，他的女儿也组建了家庭，一家人的生活步入正轨。

　　近日，当得知当事人的生活向好转变，行政庭庭长陈晓军顿感欣慰，“老百姓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诉讼能力有天然的差距，需要人民法院主动作为、查清事实，以能动司法衡平弱势地位。”该案的实质性化解，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修复了其对当地政府的信任，了却后顾之忧。

　　2005年前后，村民老陈开垦5.5亩荒地，种植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蓝花楹等绿化苗木。经过15年悉心栽培，一棵棵成品绿化树拔地而起，老陈盘算着能卖个好价。可就在2020年6月，一辆挖掘机将百余株苗木夷为平地。

　　“是谁毁掉了我种的蓝花楹?”看着倒下的苗木，老陈心痛不已。那几年，他搞养殖赔了不少钱，一家人就挤在简易搭盖的铁皮房里，孩子到了适婚年龄也不敢结婚。即将售出的蓝花楹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却在顷刻之间成为泡影。村里想拿几万元了事，但老陈咽不下这口气。

　　“一棵大的蓝花楹树在市场上能卖4000元，小的树也能卖800元，我的损失惨重。”为了讨个说法，老陈走上信访之路。由于侵权主体不明确，老陈将区政府、镇政府等单位都告上法庭。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强制铲除绿化苗木的行为不是被老陈起诉的这些行政机关所为，而是其所在村委会实施的，遂裁定驳回起诉。也就是说，老陈“告错了”。因不服一审裁定，老陈继续提起上诉。2023年，该案进入二审程序。

　　“村里不会无缘无故去挖村民的树，有可能是为了征收土地。”作为在农村长大的法官，余鸿鹏在查阅案卷后，马上意识到该案并不简单。

　　“因征收集体土地引发的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老百姓‘告不准’的现象相对常见，不能就案办案。”陈晓军说。

　　“案涉苗木已经大部分被挖毁，被毁苗木的数量单价一时难以确定，赔偿标准也难界定。”经过合议庭研判，该案如果通过审理判决结案，还面临诸多难点。就算认定为行政强制清表，推定出适格被告，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还需要经过数量测算、价值评估等多个环节，一拖再拖容易激化矛盾。于是，余鸿鹏决定不坐堂办案，而是直接到现场了解情况。

　　2023年3月23日，就在余法官前往被毁苗木现场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在雨水的冲刷下，土路成了泥路，车不能再往前开。余法官下车趟着泥浆，向事发地走去。看到法官顶着冰雹也要进山，裤子、鞋子上还沾着泥浆，横在老陈心中的坚冰开始消融。

　　到了现场，除几棵未被挖毁的苗木，地上已是杂草丛生，不远处正有施工项目。余法官了解到，相关征地补偿款已经由镇政府统一拨付到村里，看来纠纷的确发生在征迁背景之下。

　　“村委挖毁苗木的行为，背后受益的是政府的征迁项目，这事当然与政府有关。”

　　“树是老陈种的，苗木的补偿款应该归老陈。”

　　“对这类有特殊经济价值的苗木，不能简单按照普通征地综合包干价来补偿，这样老百姓肯定不会接受，即便工期很紧，也要给足时间让当事人将苗木移走，或者进行测量、评估后，给予相应补偿。”

　　通过现场说理，当地政府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可老陈的损失又如何确定?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当初被挖毁的苗木已不见踪影。如果找第三方机构进行测绘、评估，问题解决还要再绕上一圈，不利于纠纷快速化解。

　　于是，余法官让老陈在现场确认曾经栽种的苗木位置和数量，通过电商平台和行业专家了解蓝花楹绿化树的平均市场价格，估算损失、力促和解。之后，在当地两级法院的协助下，双方最终对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由镇政府就铲除苗木一事赔偿陈某20万元。

　　签订补偿协议的那天，余鸿鹏接到老陈打来的电话： “余法官，你不看看我不放心，你说能签了我才敢签啊!”得到肯定答复，老陈郑重地签下了调解协议。

　　拿到补偿款，老陈终于打开了心结，以征迁补偿事宜已协商解决为由申请撤回上诉。

　　

原文链接：https://fjfy.f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4/07/id/80368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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