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孙立昊洋

　　法治日报通讯员拓文权

　　王玉理是“王玉理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该工作室有6名专职人民调解员，自创建以来，调处各类民事纠纷百余件，调处成功率达98%以上。像这样的人民调解工作室，陕西省铜川市目前有20余个，打造出了具有一定规模性和一定影响力的“铜川特色”人民调解品牌。

　　近年来，铜川市以源头预防矛盾、就地化解纠纷为重点，以人民调解员队伍专职化为抓手，着力打造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大调解”工作格局，率先在陕西实现了一村（社区）一专职人民调解员全覆盖。同时，铜川市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融合，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诉前。

　　专职调解

　　“过去很多‘小问题’无人管或管不了，现在从家庭矛盾到邻里纠纷，从田间地头到居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活跃在村居乡里，只要有矛盾纠纷出现的地方，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退休教师张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据了解，铜川市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之初就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铜川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星级评定办法》等机制，遴选出专职人民调解员506名，对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实行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定额补贴制。

　　“铜川市把做好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履行职责，积极预防和调处矛盾纠纷，在优化社会法治环境、维护铜川和谐稳定、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成效。”铜川市司法局二级调研员田海斌向记者介绍。

　　在出台相关文件为人民调解员的选任、管理考核、惩戒提供机制保障的同时，铜川还依托专业院校科研优势，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作用，探索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的路径。

　　多元助力

　　“非常感谢调解员帮忙解决了我家的问题。”王老汉紧握调解员的手激动地说。

　　王老汉今年74岁，几个儿子先后结婚成家，按理说应该安享晚年，可一家人却因为住房、宅基地、赡养老人等问题争吵不休。社区民警获悉情况后，和专职人民调解员一起将他们请进了“和为贵”调解室。

　　如今，在铜川各地派出所内均建立了“和为贵”工作室，为“公调对接”搭建了基础性平台，专职人民调解员在调解非警务类民事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专业律师团队、行业与社区调解员队伍共同构成“联动调解团队”，为基层解纷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矛盾化解模式上，铜川市推出了“排查+引导+化解”新模式。专职人民调解员协同民警深入社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对纠纷分类，做到“公调”有效分工衔接。

　　在纠纷化解中，他们积极采取“背靠背”调解法进行调解。对于分流至“和为贵”工作室的民事家庭类纠纷，专职人民调解员则依照规范的制度和具体工作措施依法依规进行调解。此外，人民调解员还对于派出所通过街边巡逻发现的矛盾纠纷及时介入，全程跟进调解。

　　诉调对接

　　铜川市耀州区某医院拖欠李某工资6000元，李某多次找要无果。2021年11月4日，李某将该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发放工资。耀州区人民法院经当事人同意，委托耀州区司法局多元化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经专职人民调解员多次调解，最终该医院支付李某6000元工资，纠纷得到及时化解。

　　在多元调解衔接过程中，铜川市强化人民调解与仲裁、公证、行政复议等非诉讼解纷组织的工作对接。截至目前，铜川市建成诉调对接中心6个，对接人民调解组织20家，纳入诉调对接名册的人民调解员76名，并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余件。

　　在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中，铜川市司法局在每个综治中心都配备了专职人民调解员，主要负责协调办理法院委托的调解事宜，与基层法官一同开展诉非分流、司法确认等工作；在诉调对接解纷模式中，铜川市引进人民调解组织144个，特邀217名人民调解员入驻基层法院，大力推动“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解纷机制。

　　同时，铜川市司法局还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判社会矛盾纠纷，协调解决人民调解与诉讼对接的疑难点；建立学习培训制度，通过法官授课、案件研判等途径提升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铜川市人民调解工作自坚持人员职业化、工作专业化、待遇薪酬化以来，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了有效化解，做到了‘私事不出家，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为铜川城乡安宁，群众安乐作出了积极贡献。”铜川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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