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毓海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从文家市到三湾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去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被称为“毛委员”，而这里所指的就是党中央特派员一职。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新的省委书记）。但自创立工农红军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委员，他的“官”却越做越小。后来，他在井冈山时所遭受的处分和整肃，竟然主要都是他曾经领导下的湖南省委作出的。

　　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依然不重视也不熟悉军事工作，而对于工农红军的情况，则十分不了解。

　　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无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他们所支持的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的暴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工农革命军”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乃至“工农红军”这种想法，纯粹是毛泽东一人的独创，八七会议虽然提出进行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但却并没有作出成立工农革命军的决议。所以，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也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郑超麟同样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随后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

　　1927年9月初，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的第一次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江西省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起义失败，可以到湘赣边界去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江西宁冈、江西遂川有枪支人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人说起井冈山这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个叫井冈山的地方，会是秋收起义部队最后的落脚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秋收起义既定的计划是：在江西修水、江西安源、江西铜鼓三路同时起事，取道湖南平江、湖南浏阳，会师长沙。在张家湾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余洒度很快就将成为叛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有5000人，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的指挥部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前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在军中担任前委书记，当年的毛泽东34岁，卢德铭只有23岁。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经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出发的第三团攻至浏阳上坪，在上坪，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放弃进攻省城长沙的既定方针，指示各路部队到湖南浏阳文家市集结，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于湖南浏阳文家市。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地方，处于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之间，当时各路部队集结后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1500人了。

　　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占领浏阳直取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

　　1927年9月20日清晨，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打气鼓劲，当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据说，那些刚刚脱离了死亡线的造反者们，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当时高兴地欢呼起来——不过，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明白，在中国，一旦扯旗造反，那就是犯下了“死罪”，从此也便再无退路。

　　里仁中学的名字，取自《论语》。但这支集中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的只有千人的队伍却不是来祭孔的。千百年来，孔子教诲中国人说：蔑视皇帝、老师和长者的命令，就是蔑视人间秩序，就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今，正是为了蔑视这样的人间秩序，这些造反者们以开会和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必须逃离这样的人间、背离这样的秩序，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

　　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当时，他只是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这个地图上‘眉毛最粗的地方’，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大体方向。”

　　1972年年底，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访问这里时，不禁浮想联翩。在她看来，曾经是书生和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那一刻已经走投无路，或者说，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武力去捍卫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儒教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们却并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基础——地主制度，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与地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则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自宋代以来，儒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海伦·斯诺别出心裁地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她说：正像英国清教徒以武力反抗国教（圣公会）一样，毛泽东以武力反抗儒教的基础——地主制度。

　　她说：

　　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儒家祠堂里，毛泽东曾经宣布蔑视世界上一切上帝和地主。

　　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崇祖制度，使一切新思想都成为禁忌；背离长者言训和国教者，均被视为不肖子孙。这种制度，把一切新的思想，拒之于中华国门之外——谁接受新思想，谁的头就得落地。如果毛泽东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被捉住，那么，他也会像他的其他朋友那样被杀掉。蒋介石不会使新思想合法，谁要当共产党，或者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杀头罪。

　　在西方国家，获得思想的自由，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可能。皮特勒斯·拉姆斯因在几乎所有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中传播“异端邪说”而在巴黎被处决。正是英国清教徒，第一次用武力捍卫了这一思想，进行了从1642年至1660年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的民主革命。

　　他们在一个新的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美国。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实际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正是在湖南浏阳这所古老的宗祠里，毛泽东于1927年向1000名英勇的青少年讲话，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枪思想”。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蔑视一切上帝、祖宗、所有的压迫和反革命势力，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向着客家人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以渴望的目光，看了看那条新修的主路，经过里仁学校，进入江西境内10公里，沿着井冈山山脉蜿蜒而去，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湖南浏阳文家市。

　　但是，奔向井冈山的道路，绝没有海伦所设想的那样平坦，因为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毛泽东依然还是没有决定要上井冈山，那时，毛泽东决定的退却方向是萍乡。

　　1927年9月22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萍乡上栗，原本打算从那里去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安源，但随后却发现安源有敌军重兵把守，于是，部队不得不踯躅于萍乡与安源之间。1927年9月23日拂晓，部队在芦溪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就这样，秋收起义爆发十余天之后，工农革命军便失去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牺牲后第二天，即1927年9月25日，这支走投无路的哀兵一鼓作气，攻占了莲花县城。莲花是从湖南浏阳文家市退却之后，工农革命军攻占的第一个县城，但追兵顷刻而至。1927年9月27日，部队便不得不撤离莲花，遂于1927年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永新与茶陵、莲花、江西宁冈交界处，部队再往前走，就只能进入罗霄山了。

　　秋收起义部队原为5000人，到湖南浏阳文家市集结时还有1500人，而到了三湾，却只有不到1000人了。这个时候，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出现了枪多人少、官多兵少的现象。

　　在三湾村的“协盛和”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根据现实情况，他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因为队伍已经不到1000人，所以会议首先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师改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皓——当时，毛泽东绝不会想到，陈皓在不久后也会叛变投敌，他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亲自下令处决了这个叛徒。

　　如今部队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了，于是，毛泽东在三湾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这就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项根本制度。

　　前委会议同时决定建立士兵委员会，全团每十人推举一人参加士兵委员会，除了在军事工作上没有决定权之外，士兵委员会在经济、纪律、政治教育和部队管理各个方面负有治军之责。

　　会议还决定，由党代表直接领导各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这就确立了前委书记—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体系——正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江西宁冈与江西遂川之间，有一座大山，因为山间平地号称“五井”，兼取江西宁冈与五井之意，故此山名为“井冈山”。当时，袁文才的队伍以江西宁冈的茅坪为据点，而另一支绿林队伍，则以五井之间的茨坪为据点，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王佐。

　　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进入了井冈山的门户。

　　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江西宁冈茅坪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小毛泽东五岁。袁文才少年时代读过私塾，成年后，因为新婚妻子被土豪霸占，从此与土豪劣绅结下深仇大恨。在永新上中学时，他结识了进步青年贺学敏（贺子珍的哥哥）等人，回乡后，他的母亲又被土豪打死，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上山加入绿林“马刀队”，做了山大王。

　　王佐与袁文才同年生，因为袁文才曾经帮助王佐摆平了队伍的内讧，所以，二人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

　　当年，袁文才和王佐，分别雄踞于江西宁冈的茅坪和江西遂川的茨坪，把守着进入井冈山的门户。

　　在三湾会议上，就有人曾经提议部队进山去打掉袁文才和王佐，但是毛泽东却说：“你们不知江湖之大，肚量实在也太小了。何况全中国有多少江湖？未必你们都能打掉？”

　　当听到来三湾开会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已经是共产党员时，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袁文才是党员，那就是革命同志了，那就正好一起革命谋大业，我们岂有打掉人家的道理？

　　龙超清是江西参议会会长的儿子，他非常注意做袁文才的工作。在龙超清发动下，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军占领江西宁冈；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共产党。而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也下山成立了江西遂川农民自卫军。当时，他们各有60支枪——虽然他们的枪都是破枪。

　　于是，在三湾，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希望与袁文才精诚合作，共谋大业。随后，毛泽东便率领三湾改编后的部队，进入了江西宁冈的古城。

　　当接到毛泽东热情洋溢的信，并得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江西宁冈时，袁文才起初也是有疑虑的。于是，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回信给毛泽东：“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这封以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行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下来，后在湖南株洲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

　　袁文才的回信，就是由龙超清带到了三湾，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信后说：“百闻不如一见，凡事都是见面后才好商量，大家都说袁文才是英雄，不知他这个英雄是否愿意与我毛泽东见上一面呢？”

　　袁文才的手下陈慕平再把毛泽东的回信带了回去，因为陈慕平在湖北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他向袁文才报告了毛泽东的经历，更称赞毛泽东是“中央才”，于是，袁文才便爽快地答应与毛泽东见面。

　　“上山”

　　1927年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带了7个人、5匹马，到江西古城与江西宁冈之间的林风和家，与袁文才会面。也许他们彼此都没有想到——两人相见恨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傍晚。得知袁文才只有60条破枪，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他100条枪，而袁文才则慷慨回赠1000块大洋。袁文才当即表态说，毛委员果然是“中央才”，只要你毛委员看得起我袁文才，你就把茅坪（江西）当作自己的家吧。

　　看到毛泽东脚上有伤，衣服破旧，回江西茨坪后，细心的袁文才便让妻子谢梅香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1927年10月7日，袁文才亲自带了30人，抬上一张睡椅轿子，来接毛泽东上江西茅坪。

　　毛泽东没有换衣坐轿，只是换上了谢梅香亲手做的新鞋，拄着拐杖，走到了茅坪。

　　毛泽东到达江西茅坪后，被袁文才安排在八角楼养伤。八角楼上，原来住着贺学敏一家，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贺子珍。

　　关于今后的打算，袁文才后来曾对宁冈东南特委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说：“当时毛委员对我讲，听说八一起义部队会下广东，而他是中央的人，所以准备去韶关（广东），到那里去找叶挺、贺龙的部队，一起重建广东根据地，将来他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他走之后，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当时想，八一起义后的部队，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何况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毛委员孤身横穿湖南，如何能走到广东？我虽然知道他是“中央才”，一个“中央才”落在这么个地方，也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现在敌人到处杀人，他确实是走不脱的。

　　所以，袁文才只好婉言劝毛泽东说：“我袁文才就是个初中生，你留下这么多大人物，我怎么能带得下去？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来管，有我吃的，就有毛委员吃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听袁文才这样讲，毛泽东很感动。于是就说：“如今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你钱粮有限，我可以带人去茶陵（湖南）、遂川（江西）一带去打土豪，咱们一起克服困难。”而袁文才坚持说：“先请毛委员安心养伤，你就是去打土豪，也得脚上的伤好了才行。”

　　可见，当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形成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完整想法，他当时想的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整旗鼓，重新北伐。

　　不过，当时天气已冷，部队官兵还穿着单衣，粮食根本不够吃。于是，毛泽东便不顾脚伤，决定立即带着队伍去江西遂川的大汾筹集给养。张宗逊后来回忆说，当时，水口（湖南）、大汾（江西）都是比较大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带队去这些地方，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

　　袁文才苦劝无用，只好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带上，这封信是写给王佐的。袁文才说，如果毛委员在江西遂川有办不妥的事情，可以去找王佐，王佐就在遂川的茨坪。

　　毛泽东带队下山后，先到了酃县（现为湖南省炎陵县）的水口，这是一个小村庄，就是在那里，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毛泽东得知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那些不真想革命的，早晚都是要走的。”

　　余洒度离开红军后，立即投降了国民党，后官至训政处处长。而苏先骏在1928年被敌人抓获，他被捕后，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被杀后，他的头被挂在了长沙城门上示众。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苏先骏被彭德怀抓获处决。

　　余、苏的脱逃，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遇到风浪，领导者率先动摇逃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组织，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信念。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水口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那天夜里，水口圩叶家祠堂的墙上，挂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入党誓词，赖毅、陈士渠、欧阳健等6个新党员，跟随毛泽东举手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离开水口，毛泽东率军进入遂川。10月22日夜，毛泽东率领部队夜宿遂川大汾镇时，遭到地主肖家璧武装靖卫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毛泽东身边只有特务连，而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主力团也联系不上了。当时，对于周围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了解，部队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谭政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候。到了早上，收拢起队伍，大家吃了饭，发现毛泽东同志还没饭吃，好不容易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毛泽东同志穿了件长袍子，只好用袍子兜着，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当时大家都疲惫地躺在地上，这时毛泽东同志精神抖擞地说，现在开始点名，毛泽东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喊：“1！”于是大家都跟着他一一报数，疲惫的军心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队伍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在江西荆竹山，遇到了王佐派出的侦查员朱恃柳。这时，毛泽东把袁文才写给王佐的信拿了出来，朱恃柳立即赶回江西茨坪报告王佐，王佐马上带人来接毛泽东到了江西五井。

　　井冈山的中心，其实是以五井为核心的茨坪，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井冈山的中心。

　　红军将以什么样的形象上井冈山呢？上山后怎样与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呢？在江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

　　到达江西茨坪的当天夜里，毛泽东与王佐彻夜长谈。毛泽东为王佐的直率、单纯而感染，而王佐此后则常对人说，毛委员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有学问的人带出来的队伍，就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红军里办一所学校。当王佐问，这学校是不是陈慕平上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回答说，这所学校要办成长沙的岳麓书院，要办得比岳麓书院还长久。

　　近代以来，湖南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睁眼看中国的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寻求富强”，而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就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魏源呕心沥血所作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王道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和无产阶级意识。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2月，毛泽东从江西茨坪回到茅坪，就立即着手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黄埔四期学生，入党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当时，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请他讲一讲什么叫作“革命”。

　　毛泽东形象地以舂米为例，做了别开生面的讲解。

　　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红军是个大学校”——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毛泽东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方才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的。而就在他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下山游击打土豪的第一团，在占领茶陵县城后几乎哗变，第一团团长陈皓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这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当时毛泽东脚伤未愈，接到报告后，他立即拄着拐杖，冒着大雪，从江西井冈山赶到江西茶陵。这时，在江西大汾失散的张子清第二团也到达了茶陵。这一天，恰好是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揭露陈皓的叛变行为，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终于把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茶陵拉回到了宁冈。

　　在茶陵，毛泽东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生日。

　　毛泽东就是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1927年。

　　“三月失败”与“八月失败”

　　何长工回忆说，因为当时井冈山上信息不通，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同志最焦急的就是四处寻找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消息。而何长工又感慨说：“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日日夜夜盼中央，中央来了却遭殃’。”

　　1928年3月上旬，湖南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宁冈，传达湖南省委指示：一，秋收起义没有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而是转兵逃跑，因此，必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二，毛泽东要改正错误，必须立即集合队伍，赶赴湘南，参加湘南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央的方针是在1928年继续暴动，而湖南省委的头等大事则是进行湘南暴动。

　　所谓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就是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省委委员的职务的处分。但是，周鲁在传达指示时过度激动，竟然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一方面是把毛泽东的党籍开除了，但另一方面却还要他立即带领队伍改正错误——这个指示本身就自相矛盾，实在无法执行。而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他只好跟何挺颖换了职务，何挺颖当书记，毛泽东当师长，以这样的方式，使毛泽东能够“改正错误”。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他向部队讲话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我是个文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这个师长当得有点玄乎。好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大家就一起来帮帮我这个民主人士吧！”

　　毛泽东最听党的话，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党的决定，尽心尽力地“改正错误”。他立即奉命带领部队去参加湘南起义，而王佐、袁文才都拿“中央”没有办法，只好看着挎着驳壳枪的毛泽东，就这样下山带队走了。

　　毛泽东走后，肖家璧带领国民党的队伍杀了回来，井冈山被血洗，茶陵、遂川都丢了，只有茅坪和茨坪，在王佐、袁文才的阻击下，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之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失败，史称“三月失败”。

　　然而，湘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时湖南省委的指示，反而又是让朱德和陈毅带着湘南暴动的队伍，去井冈山找毛泽东。于是，湘南暴动的主力朱德、陈毅部队，只能向湘赣边界撤退，而接到暴动失败的消息后，走到半路的毛泽东立即派人分头去找朱德和陈毅的部队。

　　毛泽东沿途一路所见，满目疮痍。他问道：“这些村子，都是白狗子烧的？”而得到的回答是：“一些房子是白军烧的，另一些则是湘南暴动的部队根据湖南省委杀光烧光的政策干的。”毛泽东愤慨地说：“我们要消灭的是封建势力，不是房子，房子留下来，起码可以办学校嘛！”

　　一路上，毛泽东发现，老百姓不但怕白军，也怕农军。一个逃难的老表告诉他说，白军来了把村子洗劫一遍，而暴动的农军来了，又把村子洗劫了一遍。在老百姓眼里，白军和农军都杀人放火，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沉痛地认识到，如果不改变革命军在人民中的形象，所谓的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革命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彻底改变农军的形象，这不是通过三湾那种整编所能完成的。

　　为了彻底改变农民起义军在老百姓中的形象，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沙田圩的行军路上，为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在闽西，毛泽东又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版本。

　　1928年4月19日，袁文才根据毛泽覃提供的消息，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酃县（现为湖南省炎陵县）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引导他们来到井冈山，并安排朱德、陈毅住在了龙江书院。而毛泽东一路打听朱德部队的消息，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没有想到的是，朱德倒是比毛泽东早一步被接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23日，毛泽东方才率部回到江西宁冈。24日，毛泽东到龙江书院看望朱德、陈毅，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这样会合了——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随后的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毛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逃到了南昌，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队中工作。1927年年底，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山上，而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袁文才。于是，袁文才下山接应，才把湘南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两军会师之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据何长工后来的回忆，当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时，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毛泽东的话极为妙趣横生。毛泽东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屁股，如果没有屁股，他就只能到处跑，就根本坐不下，早晚会倒下去；革命也是一样，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屁股，有了根据地，我们才算有了着落，就是跑出去，也有个家可以回。”

　　朱德、陈毅带来了近两万人，而战斗部队却只有两个团，其余的都是湘南起义部队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近两万人扶老携幼而至，井冈山的粮草大成问题。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下山挑粮，而粮食依然还是不够，吃饭基本靠“红米饭南瓜汤”。最终，不得不让大批的湘南家属离山回家。

　　但是，红四军成立仅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写信给红四军军委，又要求红军主力再次向湘南发展。这次省委说，上次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的指示是误传，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还是照当，这样，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

　　有了“三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的指示是不妥当的。1928年7月4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给湖南省委回信，陈述了红四军不应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的理由：一，两军刚刚会合，需要整编磨合；二，队伍的军纪不好，现在去湘南，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三，湘赣两地的敌人已经结束了内讧，一致向我们进攻，我们现在不能贸然出击。

　　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特别是红29团是在湘南起义时成立的，他们觉得井冈山总是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日子实在太艰苦，加上家属都已经被劝返，于是，他们坚决要求回家乡团聚。这时又有湖南省委领导杨开明和杜修经的指示撑腰，于是，朱德、陈毅就被湘南暴动的部队裹挟，不得不率领红28、29团开赴了湘南，而刚刚在井冈山会师才一个多月的部队，就这样又分开了。

　　1928年7月24日，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下途中，在湖南郴州与国民党部队发生激战。在战斗中，29团不听指挥，擅自跑回家乡，中途被国民党消灭，全团只剩下了一个连。就这样，朱德部队出发时是两个主力团，郴州一败，朱德手里只有一个团（28团）加一个连了。

　　毛泽东原本奉命带队去湘东，但在得知郴州失败的消息后，毛泽东决定亲率一个营去湘南迎还朱德。在湖南桂东县城找到朱德后，红军决定立即返回井冈山，未料在返回的途中，28团二营长袁崇全又叛变投敌。

　　当时，29团已经基本打光了，如果再丢失了28团，朱德带领的部队就彻底垮了。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心急如焚，亲自去追28团，结果被叛徒袁崇全开枪打死。

　　王尔琢当时是红四军的“三号人物”，他的牺牲令毛泽东万分悲痛，他亲写挽联如下：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永矣。

　　却留责任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

　　得到太平方始休。

　　由于红军大队去了湘南，毛泽东又带队去接应朱德，敌人趁机再次围攻井冈山，各县红色政权都被血洗，茅坪和茨坪再次成为唯一没有陷落的据点。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1928年8月29日，敌人攻向黄洋界哨口。黄洋界处在茅坪与茨坪之间，是井冈山的锁钥。在最危急关头，守山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抬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打出了唯有的三发炮弹，其中一发炮弹打到了敌人的指挥所，这一炮威力无穷，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于是，就利用夜间大雾，悄悄撤退了。

　　直到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才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闻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他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经历了风雨，才知道家的宝贵。毛泽东、朱德在山下转战三个月，牺牲了参谋长王尔琢，而幸好井冈山还在，好在井冈山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失守——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出去跑，总是还有个家可以回，而这就是他写《西江月·井冈山》时的心情。

　　这首词，表达了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树立起井冈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形象。

　　井冈山道路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井冈山的斗争就经历了“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两次重大挫折，毛泽东决定，必须开会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

　　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召开，毛泽东为大会写了决议，其中的一部分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命运，作出总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些人以为，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于是，当大革命失败，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就说，中国既然建立了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已经是基本实现了。

　　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高层的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斗，而蒋、冯、阎、李各路新军阀随即展开混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依靠国民党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名义上统一的南京政府之下，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毛泽东说：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自大革命失败到今天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靠南京政权，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于是，这个任务，就这样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身上。

　　中国不能完成政治统一的原因，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建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打倒旧军阀的过程中，自己变成了新军阀。而国民党之所以变成了新军阀，就是因为这些新军阀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有帝国主义在，有国民党在，中国战乱只能愈演愈烈。

　　毛泽东指出：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阀混战，就是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的表现。正是因为军阀混战，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就无法建立；而也正是因为军阀混战，则为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乃至必然性。

　　毛泽东指出：

　　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毛泽东就是以这样宏阔的视野，提出并阐释了井冈山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这也是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井冈山道路”：

　　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武装割据，如果没有武装，中国的革命前途就根本谈不上：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毛毛不能没有摇篮”，孩子不能没有家，孩子无论走多远，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与欺侮，他还可以回家。

　　新生的革命武装就是弱小的“毛毛”，而根据地就是革命者的家，如今这个家，就是湘赣边界，这个摇篮就是井冈山。

　　“毛毛”也知道摇篮的重要，而我们红军的任务，首先就是保卫根据地、保卫摇篮、保卫家。

　　毛泽东就是从极为朴素的道理出发，创立了人民军队的思想。

　　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既没有学过军事，也没有打过仗。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过不到一年的参加“新军”的经历，在短暂的“新军”时代，毛泽东吃水都是雇人挑来，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足的学生、文人。

　　毛泽东第一次挎上枪，是在被误传开除党籍之后，但当时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自己写文章，运笔杆子可以，搞枪杆子不行。直到中共八大预备会，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没学过军事，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搞枪杆子是被逼无奈，当时你是个民主人士，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没有上过军事学堂，更没有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样的地方学过西方战争理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形成并确立的。

　　“高举红旗上井冈”——在上井冈山九死一生的道路上，毛泽东迅速地经历了战友的牺牲、曾经的同志的叛变，甚至经历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也迅速地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进而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从书生，迅速地成为战士和统帅。

　　在这条道路上，卢德铭牺牲了，王尔琢牺牲了，余洒度、陈皓、苏先骏先后叛变了，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几乎只剩下了毛泽东一个人。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毛泽东又找到了新的战友——朱德与陈毅，王佐和袁文才。

　　在这条道路上，他历经失败与挫折，但却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使革命的队伍重新扩大起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毛泽东后来一语概括了这一军事制度的核心——“军队与老百姓，咱们是一家”。

　　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人有父母，孩子要有家，有了“父老乡亲”，才有“子弟兵”——这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要了解究竟什么是“父老”，就必须了解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乡里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而在汉初，这些人被称为“士”。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应召入伍，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所谓的“士”主要是指基层的“武士”，而非“文士”——用今天的人所能理解的话，所谓“父老”，就包括了基层的“复员军人”、军烈属。

　　但是，宋代以降，由于脱离了土地的游民太多，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地主制度代替了保伍制度。于是，基层有朱熹的乡规民约，但却没有了军事编制，“武士”制度的源头，被从基层掐断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士制度完全确立，立足基层的中国“武士”制度，到此终结。

　　在毛泽东之前，就有先行者力图恢复重建中国基层的武士制度——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江西的客家人中，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立足于汉唐的“父老——子弟兵”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

　　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的宁冈和永新，通过收拾人心起家，开始了一介书生的戎马生涯。

　　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的办法，并不是像朱子那样，标榜一个专门针对乡村的秩序（乡规民约），而是必须把文化教育与基层武装组织结合在一起。

　　把基层的武装化与基层的文明化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致良知”。

　　有宋以来，为什么会出现兵弱财穷的局面呢？因为从那时起，中国的军队吃的是官家的粮，又被不知武事的文弱书生们指挥着。这样的军队不仅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父老”，而且，他们还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军队，必定是一支要打败仗的军队。

　　要强国，就要强家，因为中国的家与国是一体的。治国先治家，所谓治家，就是待百姓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草芥”。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官吏”对“草民”，一条“父老”对“子弟”，或“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路线，即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子弟兵”；而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与民同心”。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王阳明当年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怎样才能以做学问的方法从事政治工作呢？那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问计于民，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

　　什么叫作“与父老约法三章”呢？毛泽东创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现代中国的“与父老约法三章”。

　　没有上过一天军事学堂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创立一种军事思想，并缔造一支人民军队呢？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因为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而另一位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则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胡润芝（胡林翼，号润芝，其他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讲到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认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或问（泽南）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语，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视东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饥溺在己，与其所注《西铭》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腾，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众人化之，荷戈从军，蔚然成风。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以从军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理学，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奋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

　　按照钱基博的说法，理学作为经世之学，原本就有着强烈的战略式战争诉求。近代中国的“经世学统”开于江苏，而大成于湖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宋儒理学治军的典范。他尤其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唯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将知识、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以理学治军，就是以王道治军，而这首先便要恢复理学乃至儒学的战略精神。“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战斗精神。

　　把武力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军事传统的精髓；而把军事和革命的政治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把武力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武德”，而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在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背景下，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弟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均田制败坏，国家不再重视基层，转而重视“文辞”“进士科”，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的“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宋代时的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武德的体现。

　　人民如草，故历代统治阶级皆称老百姓为草民，视人民如草芥。而毛泽东却崇拜草，因此便喜欢草根，甚至喜食野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植根于大地，这是一切生命力的源泉。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毛泽东：“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淡然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他说：“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了如下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调查研究

　　1928年4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对这些问题，不但中共党内的认识不一致，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与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在斯大林看来，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领导集体的软弱，因为陈独秀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进行合法的斗争。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停止陈独秀职务的决定。但是，对于这一在革命危急时刻作出的决定，陈独秀本人并不服气，他一直坚持大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随后，陈独秀经彭述之之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而苏联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顿时使陈独秀感到觅得了知音。他陆续给中共中央去了三封信，一方面指责大革命失败，是因为贯彻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时又援引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夺取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以“国民议会”为口号进行合法运动，长期地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再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将“封建残余”继续视作革命的目标。

　　中共六大是在苏联国内清除托洛茨基余毒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批判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但却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右翼”，通过建立工农苏维埃，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论断。

　　这一论断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分析。特别是——这个论断没有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而是简单地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阵营；同时也没有分析土地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断言，“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要“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把“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错误的纲领，进一步造成了六大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在深刻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何在，以及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调查研究。

　　1927年11月，毛泽东刚到茨坪不久，就开始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个别访问，一个是开座谈会。他先拟出问题，亲自主持座谈会，会后亲自整理，整理出来的材料，名为《宁冈调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永新调查》。

　　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立即把这些调查报告送去，但杜修经只是随手翻了翻毛泽东工工整整地写在账本上的这些材料，马上就让人还给了毛泽东。

　　1930年，毛泽东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那时，他已经得知了六大的决议，而他对这个决议是有保留的，因为这个决议体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它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调查研究得来的。因此，他尖锐地说：“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再好没有了，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但是，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们所说的科学，就是照搬外国人的结论，而不知道所谓科学方法的基础就是观察，就是亲身的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而不是朱子所说的静坐读书，格物致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不能致知。正确的知识不能从书本里得来，不论是古人的书本，还是洋人的书本。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学习的不是文件、不是“本本”，而是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这里提到的“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就是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正是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份报告里，毛泽东提出了与六大决议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间势力一起革命。六大的决议案太左了，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如果鼓励烧杀，如果实行对城市中等商人实行没收，对乡村小地主富农不断派款，“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驱逐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结果就是造成我们的孤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红军的斗争中，我们无时不感到这样的孤立：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关于阶级矛盾和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指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土客籍矛盾问题，历史上，几百万客籍人主要住在山区，而土籍则住在平地，客籍一直感到受土籍的压迫。所以，革命一开始，客籍最为积极，而国民党和土豪就利用了这个矛盾，把革命说成是客籍要杀土籍，这就造成了土籍在革命中容易反水动摇，结果是：一旦革命失败，土籍就被鼓动着去报复客籍；而一旦革命顺利，客籍就不准土籍参加革命，甚至反过来去压迫土籍。

　　毛泽东说，阶级与阶级斗争，都不是书本上抽象的东西，只有正确处理土客籍矛盾，才谈得上阶级意识的形成。土客籍矛盾问题是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产物，由于土客籍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紧密地搅扰在一起，并反映为党内的矛盾，所以，这是革命中所面临着的极为深刻的问题，这种矛盾中包含着革命的危机，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是从十分具体而特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阶级问题的，他说：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党建设秘密的组织，以便在反动派来了时也能活动。同时多方深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在此长篇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乃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工作方法——必须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具体的实际出发。

　　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预言——这个预言洞察到了此后井冈山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这一年的11月27日，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5位出自井冈山，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其中，罗荣桓是唯一一个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元帅。

　　有人叛变了，而更多的人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是倒在了战场上，但也有人是被自己人所清洗。其中就包括王佐和袁文才。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10条是“对土匪的关系”。这一条明确写道：“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首领看待，均应完全歼灭。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表明，那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对于什么叫“父老”，何谓“子弟兵”惘然不知，对中国传统和基层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缺乏了解。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他担心在座的袁文才和王佐敏感，就没有念这一条。毛泽东随后跟参会的同志打招呼解释说，袁文才和王佐不是土匪，而是与我们一样的革命者，这一条，不适合他们——大家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下乡”

　　井冈山区域狭窄，红五军上山后，给养越发困难。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敌人来势汹汹，毛泽东于是决定，刚上山的彭德怀负责留守，毛泽东、朱德率3600余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希冀以此“调虎离山”。

　　自1月26日起，敌人向井冈山五大哨口发起猛烈攻击，至29日下午，井冈山全面失守，小井医院百余名红军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全部遇难。30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撤离井冈山。

　　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30日井冈山失守，这期间只有一年又五个月。

　　上井冈山是九死一生，下井冈山，同样是九死一生。

　　在下山的途中，毛泽东亲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战斗。那次，毛泽东亲自持枪参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929年2月10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距江西瑞金县城（现为瑞金市）约60里一个叫作大柏地的地方，红军与追剿他们的赣军主力刘士毅部展开殊死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军发起冲锋。

　　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12日下午，才全歼敌军。

　　随后，红军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的李文林、曾炳春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会师。

　　那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两条路——一条是袁文才的‘上山’之路，一条是李文林的‘下乡’之路。”

　　离开了井冈山，红军能去哪里呢？毛泽东说：“我们可以继续走下乡之路，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就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客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宋，宋代把人口划分为“客户”与“主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地主，而“客户”则是无土地的佃户。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由于平地早被当地人占据，这些迁徙的人口只能聚居于山区，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由中原万里迁徙而来，他们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汉族人。地主和官府是客家人天然的对立面，而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异教。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

　　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得了疟疾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丞、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彭湃的故事极为相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是上杭蛟洋镇一个大财主的儿子。1914年傅柏翠赴日本留学，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苦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

　　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军阀恨他、怕他，称他为“学生皇帝”；而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

　　年轻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大革命期间，傅柏翠在上杭国民党党部工作。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因为是大财主出身，他的入党申请被拒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傅柏翠再次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入党申请，这一次，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像彭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8月，在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出于毫无功利的目的，出自纯粹的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队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闽，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6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参与创立红七军。1929年3月，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自己的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当时的毛泽东被张国焘说成是混在土匪和草寇堆里的羽扇纶巾的“白衣秀才王伦”。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毛泽东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辞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

　　虽然傅柏翠小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

　　傅柏翠极为钦佩毛泽东。初到闽西的红军连统一的军装也没有，而面目清瘦的毛泽东竟是穿着一身蓑衣来见傅柏翠的。于是，傅柏翠立即将自己的坐骑赠送给毛泽东。可惜那匹宝马认生，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掀翻在水塘里，而当傅柏翠把湿淋淋的毛泽东从水塘里拉出来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进入闽西，红军方才第一次穿上了自己的军装，而且是每人两套，官兵一致。遇到了傅柏翠，毛泽东则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

　　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闽之初，毛泽东、傅柏翠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二纵队司令胡少海，胡少海的父亲是湖南大地主胡沣藻，胡少海革命，就是革自己的老子的命；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与胡少海一样，傅柏翠革命，同样也是革自己阶级的命。

　　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后来说，这首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坐骑，正是傅柏翠赠送的那匹宝马。

　　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另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

　　一条浩瀚的汀江，环绕着客家人美丽的家园。闽西曾经接纳了万里逃难的客家人；而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福建成为红军的“福地”和故乡。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天际悬明月”

　　然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他井冈山时代最好的革命战友，也是他最早的坚定崇拜者——袁文才。

　　就在东固会师期间，已经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却私自离队了。这里的原因，是他从东固的红军那里，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话。袁文才不敢相信中央会有这样的文件，他心中十分害怕，害怕连毛委员也保不了自己，于是就擅自逃回了井冈山。

　　井冈山失守后，宛希先、何长工和王佐被留下打游击，袁文才逃回宁冈，立即去找了王佐。王佐当时是新组建的边界红军第一团团长，看到袁文才回来，心里非常高兴，立即请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其实很有组织纪律观念，他说私自离队，这是严重错误，还请王佐先找宛希先、何长工汇报后，“先讨个保再说”。

　　宛希先和何长工认为，袁文才离队是有苦衷的，何况如今井冈山是斗争最残酷的地方，袁文才回井冈山，并不能说是逃跑。于是，他们决定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便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这个时候，由于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的土客籍矛盾蔓延起来，这种矛盾，首先导致了宛希先被永新的赤卫队所杀害。

　　袁文才与宛希先具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得知宛希先牺牲，他破口痛骂当时的永新县委负责人，说要为宛希先报仇。这些话传到了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那里，龙超清便主张用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的政策，杀掉袁文才和王佐。

　　1929年底，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巡视员来湘赣边区巡视。他听信了龙超清的汇报，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以边界特委的名义致信彭德怀，让他派部队解决袁、王，同时，他又伪造“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带队来永新听编，会合红五军打吉安。

　　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听说是毛委员有信来，便兴高采烈地带队到了永新。

　　1930年2月23日，袁、王到永新后，由于没有看到毛委员的信，王佐开始生疑，他对袁文才说：“老庚，看样子他们没有毛委员的信，我们不能不防。”但袁文才安慰他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枪声，赶紧往宁冈方向跑，但不料东门的浮桥已经被事先拆掉，王佐在涉水过河时，因水深流急，沉入水中。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经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倒在了错误路线的枪口之下。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跟随他们的干部被红五军抓了起来。他们宁死不屈，集体致信彭德怀并特委、军委，愤怒指责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为革命者所不齿，信中慷慨陈词：“我等16人，舍共产无他从，期待上级让我等继续革命，为共产殉身。”

　　肝胆长如洗，天际悬明月——这封《宁冈县16位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的信》，近年被发现。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封烈士们最后的慷慨激昂的告白，彭德怀究竟是否知情，当时的特委、军委究竟是否知情，我们只是知道，这16位共产党人以及袁文才、王佐部下的40位共产党干部，被残酷地杀害了。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接见了井冈山群众代表。毛泽东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

　　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泣不成声，良久之后，她方才说：“毛委员！您总算回来了。那年，您是穿着我给您做的新鞋，到的茅坪，就像昨天一样啊，就在眼前啊……”

　　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您第一次上了茨坪，和王佐一起说了一宿的话，那晚上，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

　　言罢，兰喜莲泪如雨下。

　　这时，毛泽东问及林风和现在在哪里，并说林风和家是他和袁文才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而当地干部却欺骗毛主席说，林风和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事实是林风和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被残酷斗争致死）。毛泽东听说林家再无后人，摇头连连叹息，然后，他郑重地转向大家，一字一句地说了这样的话：“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他们是有极为重大贡献的！”

　　那次接见之后的晚上，毛泽东夜不成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

　　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王佐、袁文才被害后不久，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袁王残部，投靠了国民党。从此，井冈山根据地彻底陷入敌手，由红区沦陷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1930年，龙超清在广昌被错杀；1931年，朱昌偕也在肃反中自杀了。龙超清、朱昌偕错误地杀害了袁文才和王佐，但是，他们自己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井冈山的道路是伟大的，伟大的井冈山道路，将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井冈山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的道路警醒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我们今天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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