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一进入3月下旬，他们就特别忙了。每天清晨，数千人（多的时候五六千）从山中不同的地点同时出发。他们背着自己编织的竹篓、茶兜，列队奔向茶园。见过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是多么壮观的一幕，浩浩荡荡的队伍好像望不到头，少有人说话，步履整齐，寂静的山谷响起他们的脚步声。这声音从（永川境内的）箕山、巴岳山到云雾山，绵延近百公里，从3月响到9月，待秋茶采摘完后。

　　他们都是劳改犯，永川监狱的首批犯人。在他们到达此地前，永川监狱的开创者们已率先踏进这莽莽荒山，当时传言山上有土匪和豹子，有人描述为“野兽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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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1952年6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建设热潮充溢大地，誓把旧貌换新颜，川东行署公安厅劳改处提出在铜梁县巴岳山公营农场和黄沙槽两地建立劳改基地。7月12日，江津专员公署公安处正式接管巴岳山公营农场，成立“江津专员公署公安处巴岳山农场”。8月，农场到了第一批“新客人”，老干部姚怀银带领二三十名干部押解来几百名犯人。姚怀银，曾担任过团教导员、西南公安部六处科长，是新胜茶场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1957年至1975年连续任茶场场长，任职时间最长。

　　好事常常暗藏巧合与意外，若照计划顺利发展下去，很可能就不会有永川监狱，而是铜梁监狱。意外突来，铜梁黄沙槽地区的村民搬迁问题难以解决，只得另寻地盘。江津专员公署公安处决定在永川、铜梁交界的山区“另起炉灶”，既“改造自然”又“改造罪犯”。首要目标是东山，也就是多年后张艺谋拍摄《十面埋伏》的箕山，它被称为“天下第一隐山”，现在人们普遍叫它“茶山竹海”。但老红军赵开富等5人进入东山了解情况的时候，对野兽、茶树并不在意，精力集中在土地上。赵开富进山的时间大概在1952年的10月，他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数日天雨大雾。他们了解到：山民稀少，土地荒芜，生荒地广，适于开垦；熟荒地多，适合种粮。很快（11月1日），“江津专员公署公安处新胜农场”正式成立，场部设在东山大悲寺。农场下设7个分场，姚怀银所在的巴岳山农场编为第一分场。这个时候可以说，永川监狱诞生了。但监狱的名字多年来变来变去，内外称呼不一，极为复杂，直到重庆直辖第二年，才有了今日之名。而之前的几十年，大部分时间被称为“新胜农场”“新胜茶场”。“新胜”何意？赵开富后来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新的胜利，我们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办劳改农场，因此就叫新胜农场。这是有政治意义的。”

　　1953年1月28日，“中共新胜农场党总分支委员会”成立。这是永川监狱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特别是在今年建党100周年之际。它意味着永川监狱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段红色传奇正式开始。也从这一年起，每年都有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沐浴着阳光的神圣党徽把大地的剪影投射在年轻的天空上。他们高声读出那鲜红的誓词，他们想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改造这里，建设一个无比美好的幸福世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他们那纯粹得闪闪发光的信仰高高耸立起来。

　　犯人被源源不断送到新胜农场，到3月底，数量高达8488人（后来押犯最高突破一万人）！农场干部472人。这么多人，住哪儿？吃啥？若在今日，这需要长达数月的准备。但当年没有时间准备，也没有条件。

　　没有干部住房，没有办公室，没有监舍，没有部队营房，唯有十座破庙，总场部设在大悲寺庙子里。曾担任过场长的汪志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最初，一些人挤寺庙，一些人挤附近老百姓家里，每家的堂屋都住满了犯人。根本没有一张床，干部和犯人挤在杂树、竹子搭的硬邦邦的通铺上。“艰哉何巍巍”！有人用4个“头”描述当时的情景：“白天站山头、夜晚数光头、累了坐石头、饿了啃馒头”。

　　所有人迅速行动起来，一批人砍竹子，割茅草，建茅草房，搭工棚，工棚搭好后，挖地灶煮饭；另一批人开荒种蔬菜，解决吃菜问题，接着播种冬小麦、玉米、花生、红苕、西瓜等粮食作物；还有一批人开石头、挖煤炭、烧石灰、烧砖瓦，自力更生修猪圈，大量养猪，解决干部、武警和犯人的吃肉问题，同时又解决了肥料。第一年就大丰收，西瓜最大的15公斤，运到成都卖了钱；肥猪超过150公斤。1952年至1957年累计开荒22000多亩，1956年粮食总产量达1585吨。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夏天虽比山下凉爽些，但蚊虫凶猛，冬天和春天呢？75岁的邓忠友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2月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茶场。他说，最痛苦的是冬天和春天，农场处于风口，寒风特别凛冽，而春天潮湿得屋里直冒水，被子、衣服湿得可以挤出水。邓忠友还被照顾，住在一小间砖瓦房，算是条件好的。难以想象30年前、第一代创业者们是如何熬过来的。

　　没有学校，孩子读书怎么办。今年78岁的张祖林清晰记得，1982年元旦他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茶场才知道没有学校，连教室也没一间，并且“无法煮饭，顿顿食堂，过年也是”。异常艰苦，但大家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干劲很大，恨不得不睡觉。他们在大步前进，每天看到的都是一个新世界。党员干部只讲奉献不讲报酬，白天带犯人开垦荒地，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晚上领犯人学习，识字扫盲，书声琅琅。没电，没电话，总场与各分场之间的联系，包括收发文件，全靠通讯员的腿，最远的有百多里路程。建场初期，没有文化生活，省劳改局电影队每年来放映一次电影，京戏团两年来一次，犯人分批被带下山看戏，看完后再分批带上山。“当时大家经常讲：新中国建立不久，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将来一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汪志轩对新中国的前景充满乐观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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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渴望更大的奇迹，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平稳度过最初的难关。1953年１月１日，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月20日，新胜农场也制定了《五至十年的生产计划》，提出“以茶、果等经济作物为主，但在前五年仍以农作物为主”的经营原则，也就是说，先吃饱饭，再发展经济。但大家实在等不及了，想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赵开富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粗略计算在三至五年之后，除本场耗用外还可上交若干万元。”这是崇高构想，他们心中装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大家。

　　茶作为了首选。适宜的气候、酸性的土壤是基本条件。巴岳山在明清时期就以产茶盛名，数年前在这一代的种茶热尚留余温，不知大自然什么时候撒下的野茶树依旧生气勃勃，农民纷纷说茶可以长好的。他们买回相关书籍，开始学习研究，年底再从宜宾、绵阳、云南等地购回10万公斤茶籽，开辟苗圃1500亩。从此，永川监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茶路，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永川秀芽”就是他们多年探索创造的结晶。

　　1957年，1.2万亩的茶园全部栽上新茶苗。不到五年时间，跻身全国十大茶厂。新胜农场也改称“新胜茶场”。也在这一年，大开荒结束，全场土地2.2万亩，分散于永川、大足、铜梁、璧山，跨域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关押点曾多达80余个），除了茶园，还有果园2000亩，菜地3000亩。

　　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他们开创出一片广阔新天地。从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生产红茶，大部分出口。1960年被四川省列为出口商品基地，1963年到1992年，累计生产红碎茶13107.44吨，出口12595.44吨，出口产值6509.5万元，上缴国税1941.83万元。没有现代机器，他们研发蓄力木质揉茶几，采用煤火制茶，攻克“猛火杀青、微火起锅”等关键技术，一级茶率提高到85%以上。

　　1963年4月3日上午，朱德委员长来到新胜茶场视察，听完汇报说，“生产万担茶，500吨，能换取好多外汇物资”，并批示解决了茶场范围内的国有林管理难题。

　　  1960年2月4日，苏联茶叶专家巴库哈夫和兹木哈捷来新胜茶场。巴库哈夫参观后称赞说：“你们的茶园全是等高带状，我来中国看了很多茶园，只有你们的茶园很好，和我们格鲁吉亚的茶园开垦一样，小山堡茶梯一圈一圈的很好看，摄个影吧，我回国后好宣传你们中国的国营农场的茶园。”1985年5月6日，茶场接待了英国伦敦茶叶有限公司经理韩达尔等人，他在参观后感慨说，茶园很壮观，很有创业精神，这样大规模的等高带状茶园很有气势，在我所到过的其他国家还没有看见过；制茶厂房、机具简陋、陈旧，但加工工艺较好，茶质不错。

　　改革开放后，永川监狱迎来“第二次创业”，建成全国大型监管场所（长年押犯近万名）和全国知名的茶叶生产基地，开发多个名优品牌茶叶；重庆直辖后，永川监狱发展步伐更快了，2001年2月，分离出重庆女子监狱；2002年7月，狱部机关搬迁至永川城郊的游家湾；2009年5月，又分离出重庆渝西监狱。今年，永川监狱讲迎来“第三次创业”——年内搬迁至占地500亩的新监狱。新局即开，重担在肩。永川监狱提出争创全国一流监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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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永川监狱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献了青春，献子孙，献生命。”一代又一代，与大山结缘，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没有怨言、叹息。艰难岁月，唯奉献、苦干，哪怕牺牲。

　　1993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和泥石流袭击了箕山，通往永川的唯一道路被冲毁，二大队养路分队民警罗照和正带领10多名罪犯乘车经过“扇子湾”时，遭遇特大山体滑坡，所有人和汽车全部被埋在半边山般的巨大泥石堆里，不幸牺牲。还有架设电线殉职的耿黑，调运木材牺牲的曾德高。55岁的汪涛是“茶场子弟”，父辈作为新胜茶场的第一代创业者，常在他耳边唠叨的就是苦干奉献。他出生在云雾山，学习在巴岳山，工作时间最长在箕山，在这种奉献牺牲精神的耳濡目染中一步步成长。“子承父业”的汪涛不止继续了父辈的狱警工作，更是承继了这种精神。他的苦干奉献得到大家认可，201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犯人也被影响、感动，涌现许多改造好的典型。1953年夏季的一天，武警押解犯人担米归队，突遇洪水暴涨，石桥被淹，一名战士不慎落水，犯人当即跳进洪流，救起战士。1986年2月4日，一大队一胡姓罪犯在外出劳动中，发现有人落水呼救，不畏三九严寒和个人安危，他跳水救出失足落水的璧山大兴区一对母女。1988年4月的一天，一大队彭姓罪犯等12人出工劳动时，发现铜梁华兴乡团林村一村民房屋失火，12人立即跑去灭火，经过奋勇扑救，扑灭大火，救出一名小孩，抢出价值一万元的财物，周围五间瓦房免遭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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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安，81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曾是新胜茶场领导班子的一员。上个月又回了一趟昔日的茶场总部，拍了很多照片，保存在手机里。他说，每年都要回去几次，总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还留在那儿。

　　从照片上看，那里的时间已经消失了，难以发现过去非凡岁月的踪影。到处断壁残垣，破旧的房屋如同被丢弃的孩子，岌岌可危。周德安指着一张照片说：“我当时就住这里。”他直直站在最靠边的门前。房屋紧锁。这是那种老式平房，一排好几间房，一间就一扇窗、一扇门。

　　这样的房子还不少，横七竖八躺在绿草中，已经蒙上沉重的历史痕迹。而每一处，周德安都可以讲出一堆故事来。他特别提到几位老红军、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一种信仰的力量，看得见的。他们一生献给茶场，还希望死在茶场，葬在茶场。”周德安说：“其实，新胜茶场的整个发展都贯穿着这种信仰的力量。”

　　周德安退休多年，每次返回，于他来说，可以再次感受这种力量，与它在一起。

　　而齐应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力量。1959年，齐应德从外地调到茶场五大队担任管教干事。当时的五大队偏远、艰苦。远道而来的他，工作不熟悉，生活不习惯，一时困难重重。幸亏有同在茶场工作的李昭惠夫妇的帮助和关心，齐应德才摆脱困境。从此，两家结下深厚友谊。李昭惠在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慢慢地，她开始鼓励齐应德追求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几年后，齐应德开始递交入党申请书，一次又一次，直到2006年7月，75岁高龄的齐应德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入党。齐应德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来追求这个信仰，并最终在人生的暮年达成，这里面所包含的初心与纯粹，与永川监狱的精神内核不谋而合。

　　 这就是永川监狱，70年葆真信仰的力量。

　　         （刘涛／文  上游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