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清用过的装干粮的行军袋

　　这是彭成清使用过的一个行军袋，它是这位老红军戎马生涯、出生入死的记录，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初心不改、忠于信仰的见证。

　　彭成清，原名彭景文，曾化名陈清，1909年4月生，江西宜春人。1929年参加赤卫军，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红军五次反“围剿”战争。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调往苏中工作，在反“清乡”斗争中因作战英勇，指挥果断，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作为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一员，他在黄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战功。

　　彭成清

　　解放后，彭成清转往科技战线工作。1953年5月，调往位于上海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现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任所长，1960年9月研究所整体并入公安部第一民警干校（现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彭成清上世纪50年代摄于法医研究所

　　道阻且长

　　据沈大路教授（1953年毕业于法医研究所第一期法医专业训练班、留所工作，1959年毕业于刑事技术研究生班；1954年，由彭成清介绍入党）回忆，彭成清初到研究所时，1932年成立、曾盛极一时的法医研究所在经历了日寇侵华战火、西迁重庆和回迁上海后，只剩下一幢三层楼，1部电话，3台冰箱、3-4个温箱、2-3台双目显微镜，全所职工包括门卫、食堂工作人员，仅30多人。当时法医训练班找不到教学尸体，连凳子都稀缺。面对困难，彭成清联系医院寻找无名尸体，供解剖课、生理课教学之用，并向自己的战友、时任上海市领导的陈丕显求助，缓解了教学物资紧张的难题。

　　作为研究所入党最早的共产党员、有着光荣革命经历的领导，彭成清带领老一辈司法鉴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走上了一条艰辛曲折而又富有成效的建设之路。上世纪50年代，研究所先后开办了三期法医专业训练班和一期研究生班，共培养专业技术人才400余人，这些被誉为法医界“黄埔三期”的技术骨干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医的主体部分。年度案件鉴定数量从500余件增至1000余件，影响范围从上海、华东扩展至全国。

　　1959年法医研究所研究生班毕业合影

　　赤诚之心

　　彭成清最突出的特点是非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转到科技战线，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改变了，他请专家当老师、虚心学习，在工作中对知识分子爱惜有加。他代表研究所参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之后，更是按照党的政策真心诚意地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党更加信赖，更加积极地从事科研、培训和鉴定工作。他几乎对研究所每一位同志的家庭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尽心尽力地去解决困难，就连收发室冬天是否寒冷都放在心上。而他自己，始终秉持勤俭节约的本色，一件羊毛衫，足足补了七八个补丁，直到临终还不肯换。

　　彭成清给四个孩子分别起名路生、建新、卫民、卫平，反映了一个老党员与党和国家同甘苦、共命运的赤诚之心。组织上为了方便他工作，分配了小汽车，年幼的子女因为好奇也想坐一下小汽车，但他从不允许；妻子得了重症要送医院，他也不用公家的车。有一次，单位放电影，收票的同志一看是他的小孩，就让他们进去了，彭成清知道后很生气，严肃批评了子女，告诫他们“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化”，并要他们把门票钱送回去。

　　1960年，研究所迁往沈阳时，彭成清二话不说，打包好行李准备北上，最后一刻，组织决定让他留在上海（后调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副馆长）。据中国刑警学院贾玉文教授（时为研究所技术员，直接负责北迁物资的装车押运）回忆，1962年他回上海看望彭成清时，老所长非常挂念他当年的部下和那批仪器设备，因为这些他培养的技术人才就像自己的孩子们，这批仪器设备也倾注了彭成清大量的心血。

　　奉献一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彭成清身患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时，立下“遗体捐献医学部门研究”的遗嘱，他对子女说：“我死后，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人的器官，包括眼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对国家再次作贡献，要搞医学研究，我在法医研究所工作过，知道国家缺少这方面的材料。”1984年2月20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1月17日逝世的消息，“根据彭成清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遗体献给医学研究。”

　　彭成清从入党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知行信”合一。他是一名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为工作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司法鉴定人。作为司法部法医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的主要领导，彭成清为研究所和我国司法鉴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对党忠诚、廉洁奉公、尊重人才、奉献一切，生动地诠释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高尚人格，值得我们每一位新时代行军路上的党员学习！

　　（致谢新中国第一代法医沈大路教授，彭成清所长的女儿彭卫平女士、儿子彭路生先生接受采访以及提供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