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在一起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代理律师通过南沙区人民法院签发的律师调查令，成功在广州市发改委调取到案件证据。这是广州地区的首份律师调查令。

　　2017年7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印发，广州成为全省首个在市区两级法院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的城市。

　　四年来，广州两级法院累计接受律师调查令申请40162件，共签发调查令33752份，律师持令成功取证29294份，平均取证成功率约86.79%，律师调查令已成为广州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收集机制。

　　▲2016年8月，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发出广州首份律师调查令

　　迎难而上

　　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率先出台

　　律师调查令，是指在民事案件审理或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诉讼所需要的证据，经当事人的代理律师申请，经法院审查批准，向律师签发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书，代理律师可持令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收集证据。

　　针对律师执业中调查难、取证难的问题，2016年3月，南沙法院先行先试，与广州市律协签订协议并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着手探索。同年8月，首份律师调查令正式发出。

　　有了南沙法院的成功探索，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广州全面铺开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2017年1月，广州市“两会”召开期间，广州市人大代表庄伟燕、陈茵明提交建议，建议解决律师普遍反映的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财产线索难”“取证难”等问题。

　　这一建议受到了广州市司法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廖荣辉提出由该局牵头办理。廖荣辉指出，保障律师依法调查取证，就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助于化解财产“调查难”的困境，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广州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律师调查令申请书、律师调查令样式

　　2017年5月，广州市司法局与广州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单位达成在全市推广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共识，制定了工作时间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充分调研论证并形成《广州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建议稿。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17年7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印发，广州市律协配套制定了《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规范指引》，标志着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正式出台。

　　2018年1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规定(试行)》发布，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全省铺开。

　　乘势而为

　　签发量取证率双双增长

　　据广州中院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即该制度出台不到半年时间，广州两级法院已签发律师调查令1135份。

　　2018年7月制度实施一周年时，调查令共签发3356份，律师持令取证成功率超七成，律师群体对调查令的使用趋于常态化。2020年8月，制度实施的第三年，全市共发出律师调查令20929份，成功取证17845份，平均取证成功率约为85.26%。

　　到了2021年7月底，调查令制度实施四年之际，全市已签发律师调查令33752份，律师持令成功取证29294份，平均取证成功率约为86.79%。

　　四年来，广州律师调查令使用量和取证成功率均双双攀升，全市两级法院针对调查令申请的签发率超过80%，律师调查令绝大多数是由基层法院签发。

　　▲广州律师李文孝向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签发律师调查令

　　据统计，最早试行律师调查令的南沙法院（南沙自贸区法院），四年共发出调查令近2500份，取证成功率约75%。

　　荔湾法院共签发调查令2481份，律师持令成功取证1994份，平均取证成功率约为80.37%。

　　天河法院共签发调查令4004份，是广州签发量较大的基层法院，签发数量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近几年年平均取证成功率保持在83%至85%之间。

　　广州中院披露，律师申请调查的证据种类很广，集中于家事纠纷、借款纠纷、房屋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案件中；主要调查的证据类型包括：当事人身份信息、婚姻登记信息、产权权属信息、银行转账记录、社保和公积金缴纳记录，以及公安部门的调查处理材料等。

　　天河法院民一庭法官鲁肖介绍，律师调查令在审理阶段签发居多，立案阶段签发较少。“在起诉阶段，申请调查的证据应限于与管辖受理有关的起诉证据，当申请调查取证内容涉及敏感个人隐私信息，或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和必要性时，法官可能会视情况不予签发。”鲁肖说。

　　2020年8月12日，广州中院上线了全国首个“区块链律师调查令”服务平台。相较于传统的纸质调查令，该平台实现了申请、审批、签发、使用及反馈的全流程在线办理，大大节省了律师在途时间，也实现了全程留痕，确保调查令可溯、可验，防止伪造或篡改。

　　三方联动

　　广州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实施四年来，高效辅助各类案件的取证工作，逐渐成为广州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证据收集机制。广州在全国率先采取三方协作的“广州模式”，建立起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的紧密配合，使保障与规范并重、服务与监管同步，从而兼顾各方利益，为辅助查证、保障民众权益、营造良好司法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拿着调查令，配合单位见到调查令就像见到法官一样。”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廖荣辉表示，“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实现了多方共赢的效果”。据悉，司法部曾对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其“打通了顶层设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效果很好”。

　　广州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民事审判执行工作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更能体现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利于法官中立裁判；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办案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等。

　　法律人士分析认为，律师调查令有利于保障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增强了诉讼中较难取证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能力，促使其提升维权意识；将律师和司法机关各自优势相结合，为案件公平公正审理营造了良好的司法氛围。

　　2018年，“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入选“广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大案(事)例”，成效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

　　为将该制度法治化，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对律师调查令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这让律师调查令首次有了地方性法规的依据。

　　据广州市司法局最新统计，目前广州拥有注册律师19000余名，人数仅次于北京、上海，高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