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是执行法官秦海“阳”后的上班第一天。当他坐下来整理案卷时，猛然发现，刚刚在家里经历的新冠一周，竟然如此纯粹、简单。只有高烧、头痛、昏昏沉沉，他没有接到一个当事人打来的电话，也没有收到领导同事的工作消息，更没有遇到撕裂而紧张的执行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阳了的这一周，我是比休假还要轻松的。”秦海笑着说。不过，阳过之后，在这2022年即将结束之际，他又要回到纷繁复杂的工作中。

　　在长沙市雨花区法院，由于巧妙应对各种困境、专业对付“躺平”“摆烂”，年轻同事给秦海取了一个外号——“心机BOY”。秦海倒坦然接受，“谁说我这工作不需要花心思呢。”

　　△秦海法官

　　疫情下的执行

　　秦海在法院的“一举成名”，始于疫情。

　　2020年初以来，长沙市雨花区某健身房6名被拖欠薪水共计14万余元的健身房教练，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将公司固定资产扣押并评估拍卖。

　　85后秦海和他团队成员龚涛、刘心，都是健身爱好者。因为疫情，他们也有阵子没有健身了。但是到了执行现场——被申请强制执行的健身房，秦海却皱眉了。

　　因疫情的影响，健身房不但没有收入，还承担着每天高额的成本支出。如果将被执行人的健身房器材扣押至法院，可能引起健身房会员及场地出租方恐慌，将会导致被执行人又面临一系列新纠纷。

　　2020年3月20日，秦海组织双方现场调解，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案件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执结——对健身器材采取“活查封”，器材仍然放健身房，由其保管，并允许其使用，健身房从4月底开始按月分期支付拖欠的工资。

　　“这个‘活查封’的方式首开我们法院先河。当时全社会复工、复产在即，这种‘放水养鱼’的新路径，既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盘活被执行人公司资产。”2022年11月4日，回忆秦海执行的这起案子，长沙市雨花区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李丹总结道。

　　“唉，其实后面那个健身房还是关门了。”2022年11月4日，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秦海说。

　　疫情的影响确实持续有点久。基层执行法官直面的，正是形势之下最新鲜的社会矛盾。“一波又一波，案子总是跟着形势来的。先是健身房倒闭，后来是教培机构跑路，再又是老年公寓暴雷等等。”秦海总结。

　　当一起社会矛盾形成一个个案件，最终又被送到执行法官的面前时，秦海们成为了问题的终极解决者。

　　“你知道，一个人出狱时，最迫切要去监狱接他的人是谁吗？”执行局的所有法官都知道答案，因为他们都办理了太多非法集资案。

　　秦海也办过这样的案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般都无法全部退赔。非吸案的被告人被判刑入狱后，被害人在漫长等待中，算着他的“仇人”刑满释放的日子。时间快到后，他们乌泱泱一帮人集体来到法院，要求法官带他们去监狱接人。“他们怕被执行人出狱后，再也找不到了。”秦海表示理解。

　　执行法官，需要小心翼翼处理好这类涉群体事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早早和监狱对接好，确保能接到人，然后带着法律文书，将人带回法院，组织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见面，“针对后续的退赔事宜，可能需要举行好几场承诺会。”

　　△一场法官主持的非吸案刑满释放人员与被害人见面现场。

　　“心机BOY”的练成

　　面对着利益受损的当事人，秦海像个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努力治愈，以及温和安抚。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湘西人。生于1985年的秦海，比很多法科生要多一点来自乡土中国的人情经验。

　　其实，在厦门大学读本科时，秦海学的是行政管理。2008年他曾短暂援藏。2010年他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乡镇工作千头万绪、庞杂无边，刚出校园的他，不知如何开展工作。2011年，他考入花垣县法院。他突然发现，法律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解决一件事是一件，帮到一个人是一个人。”

　　基于法律的专业性，2013年他又考取了法律研究生。2015年他来到了长沙市雨花区法院。

　　李丹很快注意到秦海团队办的案子，“他很善于变通，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又切实解决问题。”

　　2022年10月，一位八旬老太太特意到法院来送了一面锦旗，并向“法官大人”鞠躬。

　　△秦海（左一）收到八旬老太送的锦旗。

　　这是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家庭成员是这位八旬老母和一个二十年前因车祸出事的植物人小儿子、跑滴滴的大儿子陈某，以及肩负护工和家政职责的五十多岁女儿。一家人互爱互助、同舟共济。

　　三年前，大儿子陈某把自己名下唯一住房抵押了，借贷67万元跟朋友合伙创业，投资了“旅行房车”项目，可遭遇新冠疫情，投资不但没有盈利，还背负了大额债务。陈某没日没夜在街上跑滴滴赚钱仍无法还清债务。作为抵押物的唯一房产，成为执行财产或将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秦海来到这个家庭。很明显，这家人不是恶意的“老赖”，他们的“拒执”背后有苦衷。可判决也不能成为一纸空文。秦海组织申请执行人刘某与陈某面谈，想到了三个方案。方案一，拍卖房屋，从房屋变价款中给陈某保留较高水平的住房租金；方案二，陈某的债务对刘某分期付款。两个方案均遭到双方否定。关于分期偿还债务，刘某认为陈某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没有偿还能力。而一听到要卖房子，陈某的老母亲泣不成声，“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老伴也付出了仅有的一点积蓄，老伴咽气的时候就交待了，这房子是小儿子的安身之所。如果卖了房子，小儿子这个情况，谁肯租房给我们？”母女二人誓死要保住房子。

　　秦海一方面说服申请执行人刘某，使其放弃了全部的借款利息和相关费用，另一方面打起了陈某姐姐退休金的“主意”，最终推出了第三个方案：由陈某姐姐清偿对刘某的67万元债务，陈某将房屋抵押给姐姐。在他的主持下，姐姐将自己的住房抵押给国有银行，贷款67万元清偿了陈某对刘某的债务，陈某与姐姐签订了抵押协议，并在不动产中心完成了相关法定手续。

　　该案的成功执结，令法院同事啧啧称奇，“你这脑回路，可以称得上是‘心机BOY’了。”李丹说。

　　殊不知，对于这类涉财产案件，秦海最担心的是：当事人“躺平”“摆烂”。毕竟，事情陷入僵局，最终执行目的不但达不到，还可能引发其他矛盾。所以他必须得费尽心机，力求圆满。

　　3

　　无处不需的“小心思”

　　尽管金钱常常是各种矛盾产生的原因，但有的执行案却不只是钱的问题。让情感“破冰”，也常常成为执行法官的工作事项。

　　2020年端午节前，一个“探望权”执行案摆在秦海面前。案件中的母女，因铺面和房产分割问题，关系降至冰点。女儿付某赌气既不支付赡养费，也从未去探望母亲。母亲遂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其赡养并定期来探望。

　　秦海仔细研读了审理案卷，在脑子里复盘了本案纠葛的家庭关系、复杂的利益分配，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不容回避的，母亲申请执行“被探望”，于法于情有理。

　　秦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躬身入局，和被执行人一起去履行义务。于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在法官、法警的陪同下，女儿提着粽子礼盒，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然而，敲开母亲的门并不顺利。郁积难消的母亲，打出一条“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的标语横幅要“讨伐”女儿。法官、法警迅速制止老母亲的过激行为，同时两人分头做母女两边的思想工作。

　　最终，在秦海的主持下，母女开始“对话”，到底母亲还是渴望亲情的。

　　△一场“探视权”执行现场，右一为秦海。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秦海也懂得利用法官的权威。

　　最近的一次“入局”，是陪一个离婚母亲去前夫家探视4岁的孩子。秦海不懂这位妈妈为何不能按约接到孩子。在执行现场，他看到孩子果然不愿跟她妈妈走。他弯下腰，对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说，“叔叔带你去楼下玩好不好？”出门前，他好像听到奶奶小声对孩子说，“出去打死你。”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车上，他问法警有没有听到了这句话。法警说也听到了。

　　“我不能跟女方说，怕引起更多的家庭矛盾。”秦海说，他选择对孩子的爸爸说，“你们这样对小孩的成长很不好。”孩子爸爸一脸无辜，“你也看到了，孩子确实不愿意跟她走啊。”秦海告诉他，他听到了奶奶的恐吓，并说，“法律有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之分，我提醒你一下，在消极态度下，她确实带不走。但你可以采取积极的态度，比如，劝孩子跟她妈妈去，告诉她第一天去了第二天就回。”孩子爸爸听完没有说话。临走前，秦海又撂下一句，“我下次还会来的。”

　　当然，还有些执行案，需要法官更加直白地表达。

　　2022年5月，秦海接到一起气氛异常友好的执行案。在法院办公室，申请执行人陈某某和被执行人罗某某夫妇就抵押物进行议价。面谈中，双方和颜悦色，有说有笑。抵押物是一套位于长沙市劳动东路某高档楼盘的大平层。秦海觉得有点不对劲，但也说不出什么。就快“完事”时，秦海随手点开了刚加的陈某某微信。他发现陈某某发布的朋友圈都是各种二手房房源图片。秦海不动声色，分别约谈了执行案件双方以及第三方买受人李某某。

　　原来，这是一起为规避房屋限购政策，而在中介安排下进行的虚构借贷关系的房产交易。

　　“我跟他们说，虚假诉讼是要判刑的，考虑下吧。”秦海淡淡地说，“最后，他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2022年5月，罗某某（卖房人）、李某某（买房人）、王某及陈某某（房产中介）四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各处罚金五千元。

　　这种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到法院打“假官司”，妄图通过法院拍卖完成交易的房屋买卖，在限购政策下并不少见。如今，四人买卖不成还坐牢。在检察院工作的妻子，曾担心秦海的人身安危。“也许睁只眼闭只眼，这事就过去了，”秦海说，“但我心里过不去。”

　　“到底，是个有心思的人。”李丹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