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于1990年至1992年期间，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在一面泥墙上发现了《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以下简称《四时月令诏条》），《四时月令诏条》全文101行，约1600多个字，字体为隶书，行与行之间有朱色界栏，四周画有较宽的墨线界栏，1992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文书。

　　

　　《四时月令诏条》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甲子朔丁丑（5月14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内容涵盖了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等各方面，要求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并依据时令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四时月令诏条》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诏语”“诏令”“结尾”。

　　

　　“诏语”开头说到“太皇太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降农不安，不堇作[劳]，是以数被菑害，恻然伤之。惟□帝明王，靡不躬天之磿数，信执厥中，钦顺阴阳，敬授民时，□劝耕种，以丰年□，盖重百姓之命也。故建羲和，立四子，……时以成岁，致恚……”。这段话说明朝廷下达此诏令的原因，是由于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以及百姓不勤劳耕作，导致各种灾害发生，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继续发生，发布诏令要求百姓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开展各项农业生产。“诏令”详细规定了一年四季（从孟春到季冬）十二个月的宜忌，共有50条，其中：春季月令20条，夏季月令12条，秋季月令8条，冬季月令10条，内容是为月令的摘录与诠释，包括“禁伐”“禁渔”“禁杀幼小动物”等生态保护措施。同时，在一些条目下有“谓”的解释，共有39条，其形式如：孟春“禁止伐木”。下列：“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除了生态保护措施外，《四时月令诏条》还依据时令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例如在春夏季要及时修筑水利设施，以保证水道畅通和农业生产；在秋季要修筑屋室以改善房屋条件、储藏粮食等。“结尾”是王莽的奏请和逐级下达文书的格语，最后是敦煌太守的发文公告。

　　

　　古代人们已经靠着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的经验，形成了生产规范，并反映在如先秦《大戴礼·夏小正传》《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传世文献中，但是以诏条形式颁布的在我国目前出土的文献当中尚属首次。《四时月令诏条》的颁布实施和执行力度都很强，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四时月令诏条》将农时耕作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其次，《四时月令诏条》具有十分强的可操作性，“诏令”部分的法律条文并不是“月令”的全文，而是摘录了“月令”中与人民生产劳动有关的内容。同时，“诏令”部分除了规定的50条，还增加了更加直观详细的解释性内容，并以“谓”的形式体现，这样就使得许多条目具备了十分具体的可操作性。比如：1.孟春规定了“毋杀胎”诏令解释：“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不仅规定了禁止杀害怀胎动物，而且对于更加详细的规定了禁止杀害怀胎动物的时间，还规定了时间即“从正月到十二月都不可杀害”。2.孟春规定了“毋竭川泽，毋漉陂池”诏令解释：“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不仅规定了禁止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而且规定了即使可以捕捞，也必须是长度须在汉制四寸即9.24厘米以上，可见过小的鱼苗不能捕捞。3.“毋夭蜚鸟”诏令解释：“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蜚鸟是指练习飞翔的雏鸟，对于习飞之鸟不可伤害，禁令从正月到十二月。最后，《四时月令诏条》并不是专门制定给敦煌地区的，它是敦煌地区接收后，书写在泥墙上，便于人们能都看见，显示出壁书的公示性质。

　　

　　《四时月令诏条》体现了“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思想，即在遵循自然时序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种思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四时月令诏条》又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法律文书，它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体系，把人们的各种活动限定在自然时序之中，体现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也为我们当下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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